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懂农业和懂农民，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，或者说，懂农业未必懂农民，懂农民未必懂农业。本人想到这个问题，是因为想到了当年关于家庭承包的政策争论。在争论中，万里说自己不懂农业，同时，他严厉批评农口部门领导人不懂农民。

一

直到晚年，万里说到农村改革，仍然会说自己并不懂农业。1981年7月，万里在一次会议上还说：“我于农业并无成见”。随后解释，他对农业不了解，对农村工作不熟悉，到安徽时并不知道怎样解决农业问题，但他相信农民的智慧和创造。万里说自己不懂农业，虽有自谦，却也实在。

何谓懂农业？显然，四十年前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，名词未变，内容迥异。大致而言，农业有两层含义。一曰“农学”，诸如育种栽培、植物保护、土壤改良之类；二曰“农经”，即所谓“农业经济”，指农村各项经济活动，也包括林业、畜牧、渔业、副业等。改革之前，“农业经济”与人民公社体制有内在联系，或者说，人民公社管理是农业经济管理的基本内容。那时的农业工作，核心是要掌握这个体制以及政策。对于官员来说，通常说是否懂农业，并非特指掌握农业生产专门技术，而是指领导农业工作是否有专门经验积累。显然，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，万里确实不懂农业。

在主政安徽之前，万里并没有领导农业工作经历。战争年代，他曾多年在解放区做地方工作，但那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农业工作。1949 年春，万里离开冀鲁豫解放区，随刘邓大军南下。南京解放后，万里参与接管南京，担任南京军管会经济部长和建设局长。从那时起，万里开始接触城市工作。是年末，万里又随同刘邓大军进入大西南，参与筹建西南军政委员会。到重庆不久，邓小平找万里谈话，让他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长。

本人在参加《万里文选》编辑过程中，看到这段时间的一些资料，大都是万里接管工厂的讲话文件等。1953年初，万里奉调进京，担任国家建筑工程部副部长、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局长，后来城市建设总局改为城市建设部，万里任部长。由此开始，万里集中精力于城市建设管理，倾心于学习建筑。1958年春，万里调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、副市长。这次调动与他懂城市建设直接有关。进入50年代中期，中央考虑在北京建设一个大型会议场所（即人民大会堂），随后，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，中央决定在北京建设十大建筑工程，包括人民大会堂、历史博物馆、军事博物馆、农业展览馆、民族文化宫等。万里从城市建设部长调任北京，就是要担任十大建筑总指挥。万里负责这项浩大工程，成绩卓著，被毛泽东称赞为“日行万里”。

在担任北京市副市长近十年间，万里没有分管过农业和农村工作。他晚年曾回忆，这些年间去农村时间也不多，更很少对农业农村工作发表意见。大跃进时，他到农村去，看到公共食堂，曾经表示过担忧和不解。但因为不分管，他的意见并没有什么影响。“文革”中间，万里随邓小平复出担任铁道部部长。正如不懂农业一样，万里也没有铁路工作领导经验，但他整顿铁路业绩斐然，受到普遍赞誉。但是，在铁道部工作一年后又被打倒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，万里调任轻工业部副部长，开始工作不久，就转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。

若问万里最懂什么专业，应该说最懂建筑。全国政协原主席李瑞环还是建筑工人时，参与人民大会堂等工程建设，因为表现优异受到万里赏识，后来长期在万里领导下工作，称得上是最了解万里的人。1993年夏天，时任政治局常委的李瑞环召集《万里文选》编辑组会议，他在谈话中用了较长时间介绍万里。李瑞环介绍，万里长期领导城市建设，对建筑下过很大功夫学习，对于中外建设历史都有研究，早年曾经想写一部中国建筑史。李瑞环说：“在我党的高级干部中，万里是最懂建筑的”。

本人认为，万里所以在农村改革中建立功勋，并不是因为懂农业，而是因为懂农民，特别是，他懂得尊重农民，并且敢于为尊重农民承担政治责任。大权在握的政治家，在重大问题上做出决定，懂不懂某个具体专业并不重要。

二

很多党政领导往往被称为“万金油”，意为不懂专业。实际上，在党政领导干部中，对于不同人所擅长的工作领域，有特定的评价标准，诸如有工业专家、农业专家的说法。从农村工作来说，与万里年龄相当、资历相近的高级干部中，有一些领导人称得上农村工作专家。

华国锋可以称得上农村工作专家。南下到湖南后，华国锋先是担任县委书记；农业合作化时期，华国锋写的调查报告曾经受到毛泽东的表扬。华国锋曾任县委书记、地委书记，多年在农村工作第一线，后来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，也是分管农业。“文革”中间，华国锋到中央，连续几年分管农业。毛泽东曾批评华国锋“满脑子农业生产”，而对阶级斗争关注不够。

比华国锋略年轻些的纪登奎也是农村工作专家。新中国建立之初，纪登奎在许昌地委副书记任上第一次见到毛泽东，因为汇报工作受到毛泽东赏识，主要是汇报农村工作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纪登奎担任过三个地区的地委书记。在农业工作一些重要问题上，毛泽东多次听取纪登奎汇报。毛泽东主持起草《人民公社管理条例》（即60 条）时，曾经专门请纪登奎参加会议。在确立人民公社“三级所有，队为基础”的体制框架过程中，这个“队”是“生产队”还是“生产大队”，开始上层内部有不同意见，后来确立为生产队，就是毛泽东吸取了纪登奎在河南创造的基层经验。

同样是党内农村工作专家，在改革早期的表现是多有不同。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时，对家庭承包表达了温和而明确的反对；纪登奎在分管农业工作时，基本上坚持了人民公社六十条的立场，但是对于家庭承包表达了理解。可见，既往的工作经验本身，并不绝对地影响本人的政策立场。

“文革”中的副总理陈永贵，曾一定程度上分管农业。陈永贵本身就是农民，长期担任大寨村支部书记，也担任县、地、省的领导人，不能说他不懂农业。“文革”中，特别是“文革”后期，陈永贵提出了系列政策主张。从这些政策主张来看，显然不能说他懂农民，更不能说懂得尊重农民。陈永贵坚决反对在农业生产中搞按劳计酬，认为按劳计酬是即所谓“物资刺激，工分挂帅”，推行所谓“大寨工分”（又称“大概工分”）；反对农村自留地、家庭副业，主张关闭集市贸易，甚至连农民养鸡养鸭也不准；主张“穷过渡”，即主张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提升到大队为核算单位。实质上，“穷过渡”就是让农业生产搞更大规模的大呼隆，搞更大规模的大锅饭。在陈永贵看来，大锅饭越大，公有制水平越高，就越是社会主义，如果农民不赞成不积极，则是农民落后愚昧，甚至反动，就要“批判”“斗争”“专政”。应该说，如果一个领导人真正尊重农民，不会这样对待农民。

三

万里于1980年春天到中央，主管农业至1986年。在推进包产到户过程中，曾经激烈批评农口部门思想僵化，不了解农民，不懂得尊重农民。

万里尖锐批评国家农委、农业部、农业机械部等农口单位，也指名道姓地批评有的部长。万里感叹，农口以外的部门，如中国社会科学院、红旗杂志、人民日报等单位，倒是思想比较解放，不那么僵化。万里在农口部门开展了强有力的思想整顿，要求农口领导干部大规模下乡，看看农民在做什么、想什么。他批评农业部门，“坐在大楼里对农民指手画脚”，“农民吃不上饭，不见你们说个啥话，农民搞了包产到户，吃上了饭，你们忧心忡忡，指责农民破坏了社会主义”。道理上，农口部门最懂农业，最了解农民，但却在改革中成为重大阻力。这是个很耐人寻味的问题。

在当时农口部级干部中，有位副部长被认为是反对包产到户的代表人物。他长期从事农业领导工作，堪称是农村工作专家。上世纪50年代初期，他进入中央农村工作部担任中层部门负责人，后来，到广西担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，分管农业；“文革”前，到甘肃省委担任书记处书记，分管农业；“文革”后期，到农林部担任副部长，分管政策研究、人民公社管理等。从领导工作经验来说，显然谁也不能说他不懂农业。但是，从包产到户刚刚出现，直到很多年后，他都坚持不同看法，态度并没有改变。

万里曾多次严厉批评这位副部长。1981 年3月 11 日，万里在国家农委党组会议说：“不知道他哪里来的一股劲儿？实践的东西，理论的东西，实践和理论结合的东西，都说服不了他。”但是，万里也表示了某种赞赏：“这个人有个好处，不隐瞒自己观点，我喜欢这样的人。不管是谁讲的，即便是小平同志讲的，他都提出不同意见。我说，你有意见可以写报告”。从这位副部长的回忆录来看，他的这种坚持和执着，越到晚年越清晰明确。显然，他反对包产到户，是基于政见不同，是一种政治信仰的力量。

从当时的政策纷争过程来看，还有一种反对态度，不关乎政见和信仰，而是出于对政治机会的把握。那时很多领导干部，内心对包产到户有认同，但是并不选择支持，而是选择了追随政策主流，上级文件怎么说就怎么做，让批判就批判，不让搞就不搞。如果从特定政治标准看，这些官员只是听命于上层的政治决定，不敢坚持自己的主张，不主动改革，缺乏创新勇气，显然不值得称道。但是，如果换一种标准看，在现代国家体制中，负责政策制定的政务类官员（所谓政客）与负责政策执行的事务类官员（公务员）各有角色，事务类官员坚持政治中立，忠实于执行既定政策，而不是在政策主张上自搞一套，这也是无可指责的。

四

从根本上说，懂不懂农民，能不能尊重农民，其实并不决定于是否懂农业，不在于懂多少农业生产，不在于懂多少农村经济管理，而在于政治理念，包括思想感情、意识形态等。

如果说，懂农民是指能够理解农民，特别是知道农民的需求，那么，接下来的问题是，在了解农民需要的情况下，是否愿意顺应农民需要，尊重农民意愿，这是根本性问题。进而，如果愿意顺应农民的需要，尊重农民意愿，则接下来的问题，是否敢于为农民而坚持，敢于为尊重农民承担政治风险。或者说，是否能够理解农民，是否愿意尊重顺应农民，是否敢于为农民而担当政治风险，这是三个问题。对于政治领导人来说，应该既能理解农民，也愿意顺应农民，还敢于支持农民，即做到“三位一体”，才能成为改革家。万里等改革家的伟大，不在于懂农业，而在于懂农民，懂得尊重农民智慧和创造性，敢于支持农民的权利要求，而不是把农民视为“群氓”“阿斗”，认为农民“落后”“愚昧”，而只有领导人最聪明，农民应该按照领导构想的方式去生活，农民的生活应该被领导们设计、规划。

人民公社体制的根本问题，是这种体制不承认农民的智慧和创造性，不容忍农民的伟大。因为，这个体制把所有农民视为公社这个体制机器中的零件，不容许其自主权，抑制其创造性。万里曾经指责这种公社体制是“集中营”，是“剥夺农民的最有力工具”。1981年7月，在一次会议中讨论到宪法修改中人民公社问题，万里指出，“要废除人民公社。”“巴黎公社长不了，我们的公社也长不了”。因为人民公社不承认农民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，不尊重的农民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。所以，从根本上，农民最终也不能容忍这样的体制。

关于农村改革成功的根本经验，党中央文件已经有精辟总结，就是尊重广大农民的首创精神和选择权利。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，承认和容忍农民的伟大，不应当仅仅是一种理念，或者说不应该仅仅表述为理论总结和政治宣传，更重要的是，要体现为制度化保障。如何从制度上容忍、保障农民的创造精神和选择权利。这是又一个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。

《中国发展观察》杂志2018年第12期，原题为《懂农业与懂农民》，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，原题为《懂农业与懂农民》